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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视为“真正的老师”的李大钊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7 0: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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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视为“真正的老师”的李大钊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都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13位代表,来自7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东京代表周佛海。这13位代表中和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非重大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革命情怀影响的代表有6位,这些人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并且大多数在会议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成长过程之中,李大钊给于他们的真诚关怀与热情引导,使他们潜移默化地认识到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被进步青年所接受,从而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杰出贡献做好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李大钊常常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使这些进步青年乐意和他接近。他平日里经常穿着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在图书馆,他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李大钊总是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常常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的书籍,给他们阅读。他非常关怀家境困难的学生,往往给予帮助。当时他每月120元的薪水,就有一半多接济了贫寒的青年。校长蔡元培看他一心想的是天下寒士,不顾自己,就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他的家庭日用扣下来,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正是李大钊这些充满人性关怀的活动给了身边人们潜移默化的感染,使得身边的进步青年更加信任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将李大钊看成了他们自己人生的导师。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李大钊与一大代表毛泽东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与他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正是李大钊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思想最先进的圣地——北京大学得到工作,并且在业余时间听取北京大学的课程;正是李大钊思想上的引导,毛泽东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李大钊的热情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湖南的诸多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一大湖南小组的代表。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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