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栏目

你现在的位置: > 66 >

二月河:反腐很累王岐山在我眼里是英雄|二月河|带病提拔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40:38



无油无水版鸡翅做法电影是如何分别配角和主角的?到底有没有天堂和地狱?【超实用】白色衣服越穿越白的25个小窍门

每日轻松一刻(1月13日晚间):人,可以无畏但不能无耻。 EXCEL瘦身羞耻心的文化史:从缠腰布到比基尼(德)[excel财务应用]-工资明细表样图马云给正在奋斗的人的精典语句教学目标如何进行有效设计〔与教师对话之十二(续)〕伤感爱情句子喜欢一个人有错吗你在我心(首席疗伤歌曲24首)重庆“摔婴女童”事件受到社会关注,专家提出——矫治“危险儿童”应有完善制度花样编织杂志刘亚洲:伊拉克之战,美国何求?唐茶计划会出《GEB》吗?鑻辫[灏忓鍒板ぇ瀛︽暀瀛﹁棰慮是什么原因导致黄色人种的身体条件和白人黑人存在这么大的差异?相思未老风花瘦【情感美文】你采摘过的最好吃的野果是什么?在哪里有?孙露《爱人别走》用手接住渣哦-----鲜肉酥皮月饼素食养生:舌尖上的佛跳墙值得收藏的神秘文化70个视频珍惜婚姻里的五个“第一次”去黑头护肤技巧改善暗沉肌肤标精~《一分钟能做什么?》60招对抗拖延国语最新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高清完整版]自然界的音应该是连续的,但为什么自然音阶却是离散的半音和全音的集合?Moto360是不是没办法配合iOS系统?

北京理工大学公开课7课17岁女生,比较敏感,适合去日本韩国美国还是意大利留学?绝美中国软笔书法四条屏欣赏Moto360是不是没办法配合iOS系统?

二月河:反腐很累 王岐山在我眼里是英雄

2014年5月22日,二月河在河南家中接受本刊专访。

哪一类人群总能受到最火爆的关注?官员。

哪一类话题总能引发最强烈的震动?腐败。

哪一种声音总能得到最强烈的支持?反腐。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官员的升迁与落马,政绩与败绩都能引发旷日持久的街谈巷议。今时今日,没什么比中国政府的反腐风暴更令世人瞩目。去年以来,一连串高官的落马,不断引发“下一个会是谁”的猜测。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与作家二月河围绕反腐展开的对话,让很多人联想起二月河小说中那些古代官场的内容。透过历史之镜,或许能对中国当下的反腐和吏治做出更加清晰的判断。2014年5月底,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赴河南专访了作家二月河,试图在与他的对话中,找到鉴往知来的连接点。

数年反腐的突破

“王岐山在我眼里是英雄”

2014年3月7日,王岐山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二月河回忆说,当时,自己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对于当前的反腐力度,他用了“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这一连串词语来形容。

当时,二月河对王岐山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对历史上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编成教科书。”王岐山则用“知音”作为回应:“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王岐山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二月河:他在我眼里是反腐英雄。我们没太多私人交往,但他在反腐倡廉这方面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从历史到现实的宏观角度上,我看到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可以说是压在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身上很重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不是两三年、两三个人就能做到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他也是个坦率的人。我在两会上说,第一次见王书记时,我不知道后来王书记的官会做得这么大。全场一下子笑了,王岐山同志也打趣地问我:“没想到我做那么大?在你二月河笔下,我这个官又算什么呢?”

环球人物杂志:你第一次见王岐山是什么时候?

二月河:是他在河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专门和我联系,向我询问河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很儒雅,历史知识丰富,很重视文化工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见面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是列席代表。那天在走廊上遇到刘源(刘少奇之子),正握手寒暄,王岐山同志从旁边过来,刘源就拉上我,要把我介绍给他。王岐山同志说:“我们很熟悉,不用介绍了。”

第三次就是这次两会。他们通知我发言,说王岐山同志来,问我发言的题目,我说当然是谈反腐倡廉。他们问我有没有讲话稿,我说我从来没有拿过讲话稿。历史上的事情,反腐败的事情,还有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都是我平常思索的东西,拿出来探讨,不需要准备。所以我就直接到会上讲了,向王岐山同志提了一些我个人对反腐败问题的看法。

“反腐是件很累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王岐山提到了雍正的反腐,雍正有哪些手段值得今天借鉴?

二月河:雍正有四个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和反腐相关的。第一个是摊丁入亩。过去不管是有地的还是要饭的,都要按人头向国家缴纳公共设施资源的使用费。但赤贫阶层没有钱可以上交。于是雍正把这种税摊到地上,你有多少亩地就交多少,没有地就不交。

第二个是官绅一体纳粮。过去当了官就不用纳税,一些平民为了避税,就用口头契约的方式把自己家的地算进官员的地里去。结果往往到了官员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承认口头契约,形成恶性土地兼并。雍正取消了官员的免税特权,实行官绅一体纳粮。

第三个是火耗归公。过去从地方运送银子到中央,是从县到市到省再到京城,一级级汇总。基层考虑到银子在路上搬来卸去,会有损耗,出发时就多装一点。运送银子的人返回后,把车缝、船缝扫一扫,两三年下来,收集的碎银子就能炼出十万两,官员管这个叫“火耗”。有了它,官员都不需要去贪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从这里来的。雍正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家已经给各级政府发放了路费,便推行“火耗归公”的改革。

第四个是密折制度。这不是告密,而是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什么都可以向雍正汇报,但不入档案。如果很多人都反映某个人不好,雍正就采取行政手段,隐去汇报者的名字,拿着这些材料质问当事人,当事人必须如实交代,不说就交到部里,公事公办。这实际上是中央选择了一些地方干部,与之保持密切沟通,从而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情况有充分了解。这对今天是有意义的。现在有些干部能带病提拔,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了解。如果设置一个手机短信小组,把号码提供给有限的一部分监督人员,供大家反映官员的情况,这种反映不负刑事责任,也不作为档案入库,只作为参考,就能让中央及时了解问题,不至于酿成带病提拔之类的错误。

但是,这些措施都是很累人的。摊丁入亩,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统计人口和土地;官绅一体纳粮,需要清查官员的土地财产;火耗归公,要一级一级计算耗费掉的银两到底有多少;密折制度,要一本本去看,看完再一个个去质问、去核实、去分析。这都是非常累的工作,反腐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雍正这些反腐措施起到了什么作用?

二月河:正面的作用,当然是遏制了腐败,整肃了吏治。但负面作用,尤其是对他自己的负面作用也有。他的密折制度是在整谁呢?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各省的省委书记,各市的市委书记,等等。这个改革一出,把天下所有的一把手都得罪了。我们今天有报纸、有杂志,通过媒体报道,人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了之后对谁好、对谁不好,一目了然。而在那个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官员手上,他们本身是知识分子,还可以养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挨整之后,就组织人写东西,说雍正不是个好东西。而在雍正的反腐工作中受益的赤贫阶层,可能连字也不会写。所以雍正的反腐曾经长期得不到正面评价。

环球人物杂志:又累,又没有好名声,反腐看起来就是一项费力又不讨好的工作。

二月河:对,但这项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雍正这个人的性格也许不好,他寡趣、刻薄、说话尖利,让人很难跟他愉快地共事,但他对国家是鞠躬尽瘁的。吏治需要以身作则,雍正首先做到了勤政。现在发现的雍正手稿已经有2000万字了。你们试试,不说用毛笔,就是用签字笔,13年写2000万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写书13年,只写了500多万字。雍正还要召开会议、视察工作、进行国务活动。他实际上是个工作狂。同时,他也做到了廉政,自己没有小辫子给人抓,生活起居、衣食住行非常简单。所以说,反腐者自身的表率作用很重要。

“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是空前的”

环球人物杂志:和历史上相比,我国当前的腐败问题有什么特点?

二月河: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杂交”。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兴盛,在和平地“杂交”,我们拥有“文化杂交”的优势,但“杂交”有时候也会出现劣质品种。封建文化的残余依然存在,旧式官场的那一套仍然风行;西方文化的负面内容也进来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开始滋生。彼此结合,产生了腐朽的新品种——所有文化的负面因素他都吸收了,当然会变成腐败分子。

我们现在的反腐力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十八大之前打下来的“老虎”就有陈希同、陈良宇、胡长清等,十八大以后揪出的贪官无论从人数还是级别上,都呈现出更大的力度。历史上,乾隆前期有“六大案”,后期有“七大案”,但是涉及到国家级干部、省部级干部的,寥寥无几。有的高级别官员贪污了,乾隆爱惜他的才华,就把他放了。而今天,我们绝不会因为他是“能吏”就原谅他贪污,足见当前反腐力度之强。

环球人物杂志:但是反腐的形势依然严峻,不断有“老虎”出现。

二月河: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的。我看到过资料,说成克杰在临终的时候,跟看守所的人员一一握手,感谢他们为他服务;胡长清在死刑书上签字时,脸色平静得像刚睡醒一样。贪官死到临头还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史上少见。现在,国家在“拍蝇打虎”,底下的不少贪官就闻风而动,有的紧急处理房产,有的悄悄转移财产,各出花招,试图逃避。

究竟怎么处理这些腐败的“新品种”,我想,除了严峻刑罚之外,还需要别的措施。从长远看,需要有整个社会反特权意识的觉醒和身体力行。我了解到,现在小学生都懂得竞选班干部的好处,可以管理别人,可以从老师那里享受不同待遇,于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贿选,买冰淇淋、买小玩具送给同学。更小一点的幼儿园孩子,都会和阿姨说“我爸在某某公司工作,你需要什么和我讲”,都知道利益交换了。这些现象非常危险。当特权意识渗透到孩子身上时,下一代、再下一代能不出贪官吗?

环球人物杂志:你连续用了三个“空前”形容现在的反腐局势。这种局面是中国独有的吗?

二月河:不是。腐败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人性有关系。很多腐败分子被双规了写检查,就说“我是放羊出身、放牛出身。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高级干部,但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受拜金主义的影响,成了人民的罪人”。放羊的、放牛的就不贪钱吗?还有些人说西方国家怎么清廉,可实际上西方国家照样有腐败。封建社会有腐败,资本主义社会有腐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有腐败。归根到底,腐败问题是全人类共有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西方制度在腐败治理方面是否值得借鉴?

二月河:近代以来,有人尝试用“西药”治理贪腐顽疾,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制度能约束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西方。相应的制度,还得靠我们自己来建立。

我跟王岐山同志说过一个例子:满洲人入关的时候8.5万人,加上吴三桂在山海关的3.5万驻军,一共不过12万。而汉族方面,仅李自成的铁骑部队就有100多万,加上南明唐王逃到福建称帝时手中的200多万人马,以及散落全国的汉族武装力量,总数能超过400万。可最后,13万人打败了400万人。与满人相比,汉人的制度不先进吗?当然先进。只能说,如果你腐败,先进制度下的400万人也是一堆臭肉;不腐败,落后制度下的13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经济、文化强大不是原谅腐败的理由”

环球人物杂志:从历史上看,特别严厉的反腐手段会不会引发政局动荡?

二月河:不会。历史上,反腐从未停止过,但我从未发现哪一个朝代或团体因为反腐而亡。当然,这里面应该有节有度。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承受度。你得正确处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矛盾,不能把人吓死,或激化了矛盾。即使是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会激化,和社会主调不协调。这一点,还是要由主政者把握。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已经有“官不聊生”的抱怨,有人要求社会对官员宽容一点。

二月河:对官员的宽容恰恰正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我们看看宋代,那是对官员最宽容的年代。赵匡胤通过非法途径当了皇帝,想得到官员的欢心,一方面杯酒释兵权,一方面又安抚讨好大家,许以高度的文化享受和物质享受,让官员安心地在下面做事,这就惯出了官员享乐的毛病。而且,宋代还有个非常糟糕的国策,叫“誓不杀大臣”,实际上是给官员腐败提供了肆无忌惮的温床。

如此行事,结果显而易见:西夏、契丹、辽、金,谁想来打一下就打一下,宋朝根本无力抵抗;宋朝对契丹人称臣,皇帝对外自称干儿子;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抓去当了俘虏;抵抗金兵的岳飞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一系列的腐败,最终断送了整个国家,甚至对后世的局面造成深远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但宋代有繁华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到底腐败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有多大?是否会起到决定作用?

二月河:经济水平高也好,文化程度高也好,都不代表你强大。整个社会都腐败,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宋代是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世界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但也是政治腐败、社会生活腐朽的朝代之一。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宋代的中国是个强国吧?

现在,很多人在跟我交流反腐问题时,都会把经济文化和治理腐败混在一起说。但我认为,对经济实力不能迷信,对文化实力也不能迷信。不能因为宋代有了宋词,就原谅这个政权的腐败。就像不能因为唐代有了唐诗,就忽视它的藩镇割据问题一样。难道安禄山造反也是合理的?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腐败就像是社会的糖尿病,它是一个富贵病,隐蔽性很强,不会直接导致社会死亡,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会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疾,使国家变得极其脆弱,最后很容易引起并发症,不堪一击,无从抢救。如果不把腐败的血糖降下来,不管你是什么制度,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积,都会轰然倒塌,彻底完蛋。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觉得治理贪腐的根本方式是什么?

二月河:我们的反腐制度,不仅要包括监管和刑罚,还要包括思想意识的净化。腐败,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贞观年间,一年才处决犯人29个,何等之少,但腐败照样得到抑制。现在,我们一个省每年因贪污处分的人都不止这个数。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迷信严刑,不能迷信重典。治理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是思想的力量。目前,中国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严重缺失,传统文化中对权力的迷信、对权威的崇拜却根深蒂固,做事首先想到的是行贿受贿、旁门左道。

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当地首富的秘书告诉我,老板用人的第一条是看孝不孝顺,不孝顺不用。我们现在提拔官员考量过这些吗?学校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不会提到这些,官员、企业家在教育部下时也不会讲这些。现在的大学教育都是讲怎样出人头地、一步步升迁,却没有最基本的人生教育,这会让人们不择手段地谋求权力。

千年难治的顽疾

五花八门的手段

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腐败是封建时代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而最普遍、最熟练运用这种敛财、枉法工具的,还是掌握着大小权力的官吏们。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东汉外戚梁冀,专断朝政近20年,被迫自杀后,其家产没收、变卖所得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南宋宁宗时的右丞相陈自强以卖官鬻(音同裕)爵闻名,但凡有人来求官,他都派人先谈好价钱。地方官呈送到京城的公文封函上,如果没有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他根本不打开。

到了明清时期,官员腐败已成常态。据历史作家张宏杰统计,朱元璋刚坐稳天下,腐败就开始蔓延:刑部尚书(相当于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相当于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700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143万锭;兵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22万锭……那些远离朱元璋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的任务,把抗税户抓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腐的手段五花八门,贪腐的官员也像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会被大小官吏奉为做官的原则,会出现和珅那样“集古今之大成”的巨贪了。

朱元璋的酷刑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商代会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刑罚更严,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代有了官员回避制度,汉武帝还对知情不报的官吏实行连坐;至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出巡,刺史赵元楷因大肆铺张接驾,被太宗怒斥是学隋炀帝的亡国习气,活活被吓死了;宋代文人地位较高,依祖训不得诛杀,但官吏贪赃仍被定为不赦之罪……

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的顽疾不可能得到根治,这是封建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当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的机会遍地都是。

百年治贪的得失

因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3部作品,二月河被称为“帝王作家”。他写这3个帝王,至少有一半的篇幅在写吏治、写治贪、写反腐。几百万字写下来,二月河发现,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整肃贪污的出发点有公有私,态度有宽有严,结果也就有得有失。

康熙的困惑

在清代,要做个清官是极难的。康熙早期曾经狠抓吏治,“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则小臣廉”等观念在吏治实践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大帝》第二卷中,二月河用专门的章节描述了“治贪官圣君矫如龙”的精彩情节:隆冬时节,微服私访的康熙来到永定河大堤上,遇到一名官员不顾众人反对,逼迫民夫们踏着冰冷的江水挖河堤。在场众人中,唯有固安县令杨么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一旁观察许久的康熙忍不住拍手叫好,却引来这名官员及随从预备暴力相向。情急之下,康熙命身边陪同人员将这名恶徒当场打死,并公开身份,对杨么大加赞赏。一番作为,让河滩上欢声雷动,众人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然而,嫉恶如仇的康熙始终没有对贪官采用重刑,且越到后期越讲究宽仁:“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

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认为,面对登峰造极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已不大相信有纯粹的清官存在了。一次,康熙与大臣们谈到当时几个著名的廉吏,把每个人都质疑了一番:曾任湖南巡抚的赵申乔,因为把全省官员参了个遍,被康熙怀疑“怎么别人都贪,就你干净”;另一位清官张伯行喜欢刻书,而当时刻一部书要花费千金,康熙怀疑这些钱来源不正……

既然认为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清官,康熙的治吏力度逐渐缩小,最后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程度,对封疆大吏更是能忍就忍。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向康熙反映地方官吏的贪腐行为,建议进行改革,康熙却表示:“银钱无多,何苦积害。”

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法典也形同虚设。王跃文曾总结: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一千两者论斩。但事实上,这规定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清代京官外放,必须送银子给在京的老同僚们,方便日后有事得到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冬天来了,还得给京官送银子,叫“炭敬”;夏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银子,叫“冰敬”。“三敬”之外还有寿礼、灯节、妆敬等诸多名目。清代京官比较穷,外任时拿不出银子送“别敬”,就得向钱庄或富户借贷。借钱出去做官,等做了官,哪有不连本带息捞回来的道理?

积重难返之下,晚年的康熙认定,官员的贪污意识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二月河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贪婪是人的本性,贪腐是社会病,控制一下才能好一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根治腐败的手段。所以得不停地治吏。”

雍正的养廉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中间,雍正是抓吏治最严、也最有成效的一个。“雍正出台的四大制度,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都遏制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大小官吏的利益因此受损严重,他们的怨气很大。为了有所弥补,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不过,二月河并不认同这一制度。他认为,和前几项改革相反,养廉银对反腐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现在,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乾隆的权术

到了乾隆那儿,反腐逐渐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控制臣子,乾隆有时甚至故意让官员腐败——没有污点的人不能用,当脑后的小辫子被皇帝抓在手里,臣下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的所谓治贪,常常只是出于威慑的目的,并不动真格。在《乾隆皇帝》的后半部分,二月河花费大量笔墨,写和珅发迹、发狂的过程。乾隆的庇护、和珅的贪婪无度,通过他的笔触跃然纸上。

乾隆后期治贪的原则是“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相当于省部级的督抚,再办一批“县处级”官吏,而且,追究时不能查得太严,有松有紧,紧的时候要从重、从快、从严,松的时候要从轻、从慢、从宽,“只拉弓,不放箭”。

乾隆这种把反腐当做权术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肃贪的效果。历史作家张宏杰曾总结过,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涉案数额变大,案件增多。官员贪污数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仅一个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款24万两白银。

二是腐败官员向高层发展,且数量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各级无一幸免。乾隆在位的后20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官员们对腐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不以为耻。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所有人心照不宣。在这种环境下,清官反而没有立足之地,不行贿受贿、不懂潜规则,在官场根本无法生存。不贪污纳贿,就无法建立和操纵关系网,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成了做官的最高境界。偶有败露,常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5起贪污大案,涉案人员众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到了乾隆晚年,一方面,他几下江南,穷奢极欲,等于带头腐败。另一方面,人口激增、经济总量膨胀、贸易顺差等盛世表象,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切已积重难返。

正因如此,二月河把自己的3部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在他看来,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开创的康乾盛世,支撑起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但腐败暴露出这个王朝真正的走向。“当我们看着太阳落山时,满天的彩霞绚丽、迷人,但它们不能持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延伸阅读:二月河小传

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市委大院里,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院落。外面是窄巷、砖墙、爬山虎,里面是小楼、水池、藤萝架。一楼会客的房间很大,只是略显凌乱,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一切都透出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

这是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家。2014年5月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前去采访时,正赶上他的哮喘病犯了。采访开始前,二月河喝下妻子递给他的一碗药汤。但除了沙哑粗重的声音外,他并不像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

书虫子

二月河的哮喘病是在山西大同落下的。那时他是个工程兵,名字还叫做凌解放。从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枪林弹雨的1945年。

那年11月3日,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正在开会,有人进来报告说,县武委会主任凌尔文和妇联主席马翠兰得了个儿子。大家欢欣鼓舞,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个颇有特色的名字:凌解放。

名字的寓意在接下来的4年里果然实现了。随着战事的变化,凌解放跟着父母辗转河南各地。解放军占领南阳后,凌尔文和马翠兰分别留任邓县武装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长。

父母工作很忙,儿时的凌解放常被独自留在家里,或寄宿亲友、同学家。他不受拘束的性格从小就表现得很明显——上课从来都坐不住,字写得缺胳膊少腿,放了学就跑到河边摸鱼抓螃蟹。不过,他对看小说很有耐心,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都读完了。那时他并没打算当个作家,只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机会确实来了。1968年,在被红卫兵连续抄了3次家后,高中毕业的凌解放参军去了山西太原,成了一名工程兵。他脑子里装着“将军梦”,干的却是打坑道、挖煤窑的工作,天天在地洞里钻来钻去。

1968年,凌解放跟着部队到达大同时,当地已经开始下雪。“煤井下面是恒温,不管冬天夏天都是16度,但井上很冷,零下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井上井下温差能达到四五十度。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保养,在井下累出一身汗,打着赤膊在风筒里吹凉,穿上潮湿的棉衣回到井上,又冻得直打哆嗦。”二月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自己就这样得了气管炎。年轻时,他一度以为已经痊愈,没想到年老了,病又找回来了。以前写书时,咳得厉害了甚至会吐血。

对抽烟的喜好,也是在大同养成的。煤井下面很危险,晚上坐在煤井下休息时,听到煤柱子被压得咯吱乱响,很吓人。“大家商量着,觉得应该有一个和生命同步消耗的东西,开始从每个月6块钱的津贴里拿出钱来买烟抽。”

尽管条件艰苦,但凌解放没忘了看书。半夜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报纸,甚至一片台历,他也要捡起来看看。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里当了通讯员,负责办黑板报,一篇通讯还上了《解放军报》。部队换防辽宁时,为轻装和“破四旧”,要把书全烧了。凌解放偷偷从火堆里扒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后来,他干脆到驻地农村找书。《二十四史》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追着要,他连夜抄了半本。

帝王传

1978年,凌解放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干事。当每天的工作变成打开水、拿报纸、接电话、喝茶看报,他又坐不住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直热爱的《红楼梦》。

1980年,他将得意之作《史湘云是“禄蠹(音同度,意为蛀虫)”吗?》寄到有关刊物,却石沉大海。一气之下,他把稿子寄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冯其庸看过文章后,很赏识这个年轻人,鼓励他用这种风格写小说。凌解放就此开始文学创作,但最初几部作品都被退稿。直到1982年,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到有学者感叹没有文学作品表现康熙的文治武功,37岁的他当即表态:“我来写!”

经过两年的准备,1984年,二月河走上了“帝王小说”写作之路。“刚开始写《康熙大帝》时,我们全家住在29平方米的房子里。我把所有资料捆成一捆放在床下,在地上铺张报纸,匍匐着钻到床底下,一点一点地查资料。”他回忆说,因为自幼对冰雪消融时的黄河印象很深,《康熙大帝》第一部定稿时,自己便以“二月河”作为笔名。

《红楼梦》对二月河写作的影响很大。初中后期和整个高中时期,他曾将《红楼梦》读了五六遍,之后又陆续读了10来遍。写“帝王系列”时,考虑到书中的时代和《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差不多,二月河觉得语言特色也应该跟着红楼梦走。书写出来,很多人以为二月河是清代人。

1988年,4卷共160多万字的《康熙大帝》完稿。第一卷《夺宫》出版后引起轰动,香港、台湾相继推出繁体竖排版。1989年,《康熙大帝》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1990年至1992年,二月河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多万字。1998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起全国热议。1994年至1996年,二月河写完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130余万字。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政治长卷。

历史观

随着作品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争议声也不绝于耳。其中一种说法是,二月河在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

“第一本书出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报纸用了一整版篇幅,以通栏标题《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对我进行批评。这在当时是作为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二月河有点紧张,就给冯其庸写了封信,说不知这件事是否有什么背景。冯其庸写了一幅字寄给他:“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看惯海潮生。”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写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只要作品里有地主,就一定是坏蛋。人们现在衡量我的作品,有时还是会沿用这样的模式:康熙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动阶级,你为什么要歌颂?”

二月河告诉记者,自己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主要看3点:第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没有贡献。“我不管你什么出身,做出贡献的我就歌颂,反之就批判。”第二,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没有贡献。“不管什么出身,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办法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好人。反之我都觉得不是好人。”第三,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等方面有没有贡献。“蔡伦、郑和是宦官,毕昇是平民,司马迁是残疾人,黄道婆是道士……不管什么出身,只要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我就歌颂。”在二月河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不同时期的观点不是恒定的。抗战时期就不讲成分,只要抗战就是好人,成分再好但成了汉奸也要照打不误。土改的时候,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这个时候你反对,也是错误的。”对于批评,二月河很少反驳,而是希望人们在慢慢的认知过程中进行选择,可以维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和平地探讨。“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体,允许你说话,也得允许别人说话。大家都能把话讲出来才是一个和谐社会。”


【五个不为人知的ESC键妙用】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位于键盘左上方的ESC键并不常用,但你知道吗?其实借助ESC键还能实现不少快捷操作哦!



新闻大连播版权所有
不存在相应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