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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鸣:全面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5 20: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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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丰台区的同志们共同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交流一点学习的心得和体会。这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节点上又一次研究改革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具体治国之政、大思路大理念的一个亮相会。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次三中全会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对我们来说,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它的必要性也就凸现出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有六大部分组成,共六十条,每一条用一堂课都讲不完。为了让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和战略要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今天我想从总的角度谈谈这次大会的历史背景,以及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这些部署意味着什么。今天我讲四个方面的内容:历史方位、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实践要求。
  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方位
  先讲第一个,历史方位。清晰、科学的历史方位的判断,是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处于什么历史方位呢?三十五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从看得见的成果说,我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看不见的可能比看得见的还更加重要,现在如果再有人说还想回到计划经济,会被视为老古董,社会状态越来越开放。今天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决定》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期和攻坚期。这个判断很准确。“深水期”和“攻坚期”大家并不陌生,这些年来我们反复在说这样的话。为了让大家对中国目前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历史方位有清晰的把握,我想把这个攻坚期跟深水期给大家再具体化一点。究竟攻坚这个“坚”在哪里?这个深水期有什么特点?今天中国社会改革所处的历史时期有三个特点。
  第一,改革进入了胶着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面临着胶着状态,往前走,好像感觉到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往回退好象也不可能。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制定了不少制度,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制度都在空转。有的甚至到了具体的制度、具体的方案,也依旧是在空转。比如收入分配制度,说要改革,不改不行了,中央也下大决心了,今年年初颁布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可是一年快过去了,大家没有感受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进展,制度很好,但是它在那空转。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就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这是中国社会未来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抉择,李克强总理已经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了事关中国经济发展性命攸关的高度,可是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量越来越弱。我们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过去2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些年来,由于货币宽松政策和经济的刺激,投资规模变得比较大,中国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目前中国23个行业,有18个行业基本上出现了产能过剩,甚至是严重过剩。面对这样的状况,国务院提出应该抑制经济的虚热,要刹车。我们发现了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刹车的政策,但是效果不明显。面对越来越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央也意识到了宏观调控势在必行。以房地产为例。这几年来房地产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致命性的影响,甚至会带来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力度也越来越大,中央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
  第二,改革进入了分裂期。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关于应该如何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去改,应该先改什么,越来越缺乏共识。不仅没有共识,甚至连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交流对话都变得困难。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让大家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小平同志下了大功夫费。改革推动以后,当时中国社会,上下对改革持有了高度认同,这种高度认同不仅体现在改革目标预期上,甚至对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思路上也是出奇的一致。所以当时能做到中央政府一声令下,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想改什么就改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不管中央出台什么样的改革政策,马上就会有人提出这个不行,那个也不对。比如这次三中全会前夕,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对立的争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都想让自己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去影响中央,去让中央采纳。就算不能被中央采纳,哪怕装出来被中央采纳,也能在社会上拉大旗作虎皮。所以,要尽快形成改革的共识,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劲用。
  第三,改革开进入了零和博弈期。过去经常讲改革开放可以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后大家都可以多分一块,所以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是奔着把蛋糕做大,之后大家都可以多分。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大家越来越明白,改革最大的功能不仅仅是把蛋糕做大,还要调整这块蛋糕如何分配。看到蛋糕做大了,很多人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这块蛋糕给自己切得更大一点。这种改革的思维就从过去正和博弈变成零和博弈。简单说来,今天一部分群体所得到就是另一部分群体失去的。正因为看到这点,整个中国社会关于改革的心态就开始有变化,大家琢磨的不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多抢走一块。
  改革如何不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不把13亿人民做一个整体来思考的话,这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也不会得到认可。所以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要更加呼唤公平正义。这三大特点决定了未来改革的三大要求:更大的力度,更多的共识,更多的公平。
  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目标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目标与任务。目标与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我认为本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最重要的两句话。这个目标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目标明确回答了中国社会关于改革的方向目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这些年来尽管大家对改革的态度、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讲话的声音。当我们仔细琢磨改革声音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关于改革的想法截然不同。这个不同不仅有群体方向的对立,甚至改革的方向都有很大的差异。邓小平同志当年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目标里的这句话是对小平那句话的继承和发展。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改革意味着改变。改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改变是从A变成B,这种很明显不是我们要求的。那么我们要求改变什么?是从小变成大,让社会主义通过改革以后从弱小变成强大,从初级阶段变成高级阶段乃至到成熟阶段。我们的改革着眼于第二种,它的结论就只能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倒重来。在改革过程中间,不可避免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由于这些年来在学习借鉴西方制度方面做得比较多,所以有很多同志一谈到改革,就说要向世界接轨,要向西方社会接轨。这些年来确实搬了不少西方的制度,但问题是搬这些制度的时候,我们没想过这些制度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有的同志可能会说,不要老用意识形态眼光看问题,就算再搬一些也只不过拿来为我所用,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这样吗?恐怕不太好说。制度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制度的变迁是在潜移默化之间产生的。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大家都知道未来党员干部要开始坐中国的红旗车。假如我们面前摆了一辆红旗轿车,有人说红旗车座位不太舒服,领导坐起来不舒服不行,那么就换上奔驰的座位,坐着舒服了又说发动机跑不起来,可以换上奔驰的发动机,结果又有人说跑是跑起来了,可是轮胎不抓地不安全,那么再换,换上奔驰的轮胎,到最后就剩下又土又保守也不太好看的壳子了,再换一次,换上奔驰的大壳子。换了一圈之后,大家想一想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辆车究竟是中国产的大红旗还是德国产的奔驰车?改变就在这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所以中国社会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勇于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社会的制度体制,为我所用,但是一切为我所用里面有句话叫“以我为主”。什么叫“以我为主”?《中国通史》四卷本结尾的地方打了个比方,说人类社会发展要善于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比如中国社会要取得发展,要把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东西拿过来。我们改革是为了把西方制度拿过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实力,而不是拿来以后把我们的制度顶替掉,把我们的制度推倒。这一条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这也就是总书记最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中国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一旦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是不可以弥补和改正的,我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不可动摇的。如果动摇了这点,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不是改革。所以三中全会要改革,首先要把目标定明确,因为目标定明确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如果把目标定错,走得越快干得越多,问题会越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着眼点是什么?是通过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相对单一,那种背景下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政府就可以把整个事情全部摆平,所以很多西方学者不理解当年的中国人民为什么那么听中国共产党的话。当年的中国在社会高度单一的状况下,社会群体之间基本没多大差别,获得利益的方式是同样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形态从传走向了现代,呈现出了很多的特点。第一,主体多元。社会结构从过去单一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变成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因此利益也分化了,不同群体利益之间有了冲突、矛盾。第二,社会状态越来越活跃。过去的社会状态从中央文件运行方式就能看出来,过去中国社会的治理很简单,通过中央层层发文件,发到省军级、地市级、县处级,经过这么序列就可以把党的思路有序的传递下去,没传达到的就不知道。可是现在,会议还没闭幕,新闻媒体、互联网络、微信、微博都已经在报道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社会有序、有活力,靠传统管理是不行的。现代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来治理国家,所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点就是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打下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除提出总目标,还提出了总任务。到2020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努力实现制度体系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化。这个总任务落脚点是让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化,这个任务不太好完成,这跟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系。制度要想起作用,首先制度应该是确定的。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度三年五年,三十年五十年都不会变,这就叫制度的定型和成熟。中国目前有很多制度还做不到定型,第一,这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第二,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也是不太好完成的任务。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说了,我们处于社会主义门槛上的发展阶段,我们既进入了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主义,还有其它社会形态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可以借用西方的东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定型的阶段,它是个过渡的阶段。既然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定型,我们的制度怎么可能定型呢?制度定型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个社会也定型了。如果中国社会真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定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上,中国还怎么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阶段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成熟和定型只能是逐步渐进的。所以尽管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落脚点落在成熟和定型上,但重点放在了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什么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第一,要更加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也可以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最大的理论热点和创新之处。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除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各界充分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成为竞争主体,在相互你追我赶,中国社会出现极大的活力。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社会两百、三百年的路,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这与各级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投身改革、投身经济建设的热情是分不开的。政府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热情背后是什么?是政府不自觉的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按道理来讲,政府应该为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而现在政府自己上阵搞经济。现在有很多市长把自己称之为城市CEO,市委书记是董事长,把城市完全按照公司形式来管理。前段时间有句话叫经营城市,经营城市就是用经济运行的方式来管理一个市场,管理一个社会,可以说是越俎代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出马搞经济建设,想调动什么资源就可以调动什么资源。假设本来这个资源值一百万,政府说这是一个政府工程,只能值一万元,那么就只能值一万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市场价格被政府扭曲了,政府跟市场关系也越发扭曲了。这些年经常说要减少审批环节、下放审批设限、取消审批项目,结果却是越下放越多,越取消越多。既然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大大方方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它应该起的作用。十五大的时候,提出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大,又加了一句话,在更大程度上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到十七大,又加了一句话,努力在制度层面上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到十八大,制度层面都感到不够用,又加一句话,在更大程度上在更大范围内从制度层面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改成决定作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市场说了算的问题。在资源配置方面谁是老大?不再是政府,是市场。最终拍板权、决定权在谁手里?在市场手里。所以第一个重点领域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努力从过去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走向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要让中国的改革在公平正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什么叫公平正义?是要努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大的改善,让他们今天的日子过得比昨天好,明天日子比今天好。可是这些年来在改革过程中间,我们不自觉的让一部分群体为另外一部分群体付出代价,让一部分地区为另一部分地区改革支付成本。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城市发展很快,现在中国的二线城市现代化程度、发达程度都不见得比美国纽约、曼哈顿差。可是这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什么?是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为中国改革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一个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间确实不可避免需要农村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付出代价,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中国社会,并不是说想把这个规律完全忽略掉,至少可以做的比西方走向城市化、现代化相对文明、公正一些。可是现在,农村大量资源被城市挤占,甚至大城市周边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河北省,守着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可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公布的一份《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指出,环京津周边形成巨大的贫困带,京津这两大城市像巨大的资源抽水机,把周边资源全汲取到自己这边来,把周边农村的人才资源、金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都吸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改革通过其中一部分地区为另外一部分地区支付成本,这样的改革既不公平也不正义,更不可持续。这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机制,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为了实现这种体制的建设,要让更多的公共财政、更多的资源走向农村、走向现代农业。首先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北京有三甲医院,农村也应该有一个相对现代化的医院,这样就不至于那么多的农村人看病往北京跑。中国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必须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看成一个整体,必须把十三亿人看成一个整体。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改革都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要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产权明晰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意识到普通人私有产权或者企业产权不能受到侵害,这次三中全会中央发现国家跟中央作为产权所有人面临的侵害一点也不少。这就是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里提到的一条,要建立国家自然资源的产权所有人制度管理体制和监管体制。这些年来,城市土地尤其商品房建筑用地价格是越来越高。为什么房价高?因为地价高。为什么地价高?地方政府把地价炒高。为什么炒高?地方政府缺钱。为什么缺钱?财税体制有一系列问题。当地方政府把建筑用地的地价炒得这么高的时候,中央政府说你们炒得那么高,我没拿到钱就算了,但自己的土地卖了都不知情。为什么?一方面在城市商品房的建筑用地上炒出天价,另一方面,大量工业建设用地用于搞工业发展,地方政府拉动经济搞项目吸引投资,经常把工业用地价格压得极低,甚至有些是零地价出让。目的是什么?先把这个企业吸引过来,企业投产了,那么只要有生产就能收税。这么珍贵的资源以零地价出让、转让去搞企业,反过来又让那个项目本身无偿低廉拿到这个土地价格的时候,企业成本就扭曲了。所以企业就可以在不应该生产那么多产品的情况下生产。由于把地价成本抵消了,所以这些年来出现很多地方明明已经产能过剩,很多地方明明企业上马之后是没有市场效益,但是企业仍旧乐此不疲。土地没有成本之后,企业会发现再有多大成本都可以消化。这次中央要求明晰产权,公有产权要明晰,私有产权要明晰,国有产权要明晰。要行使作为国有资源的所有人的权益,所以以后地方政府要想在工业建设用地上招商引资引项目,这块土地的出让得符合监管要求,不能把地价压得太低,压得太低是违法的。
  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权力博弈的关系,所以这些方面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决定性突破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问题。这次改革要实现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前两个解放我们听得比较多,这次重点在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上。现在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管得太死了,动不动就搞审批。想开个夫妻店要盖七八个章;大学生毕业想自己创业,设立一个公司还要求注册资本达到十万以上,社会活力被抑制。现在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有很多农民工外出务工,到了当地想生孩子还得报批,得拿到准生证,这过程要6个半月,据说要到12个部门盖章。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就在这一系列跟政府部门打交道、踢皮球的过程中给消磨了。中国改革开放35年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成就?就是激发了社会活力。当年小岗村18个农民手印按下去说明什么?把土地给农民,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农民自己说了算。结果仅仅改革第二年,明显发现比过去好多了,能够吃饱穿暖了,这靠的是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今天是不是也应该在社会活力方面下大工夫呢?第二,解决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出发点、落脚点解决什么呢?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们的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当利益调整的时候,大家认为不公平正义,改革还能持续下去吗?今天中国社会在物质方面相对丰富,跟35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算是最边远地区最贫穷老百姓的日子跟35年前也是有天壤之别。可是今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感、支持感,对党员干部拥护感不如改革开放前。是老百姓没良心吗?恐怕不能这样讲,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一样了。在没吃饱穿暖之前,吃饱穿暖是第一需要,当吃饱穿暖之后,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会有怨气。为什么现在群体性事件多了?其实这些群体性事件中,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饿得不行了要上街,而是他们要争取权利,因为他们感觉到很多方面存在不公平。
  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重点
  明白了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又知道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下一阶段该如何改革?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改革的路线是什么?这就是全会所说的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什么叫全面?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这种改革模式是有道理的,因为改革不可能齐步走,就像当年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改革是碰到问题逼得我们没办法的情况下往前走。当年碰到什么问题?当年需要迫切加快经济发展,所以就开始进行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这些年来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的成就很大,进展也不少,可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难以深入进行下去。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大系统,整个社会的制度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甚至党的制度机制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财富都是以实物状态呈现。打一个比方,有一个党员干部看到办公室有一张桌子很好,他想把这张桌子搬回家里去,但是又不好意思,最后趁一个月黑伸手不见十指的晚上搬回家去。搬回家之后,他也不踏实,因为那张桌子腿上还写着组织部宣传科。搬到家里去还是属于公共财物,不能落袋为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很多资产可以变现。前些年就出现过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导致民营企业大赚其财。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在国有资产的流失背后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有次我到广东跟民营企业家聊天,我就问他们参没参加这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退民进”进来买企业?他们说当然参加了。我问他们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本来价值一个亿,可是账面价格一千万就买到手了?他们说基本也就在这么一个比例。我说你们为收购这一个亿的企业所支付的钱果真就是账面价格一千万吗?结果他们都笑了,有个民营企业家说一般来说价值一个亿的企业,如果它标价一千万,他们买到手上大概花个两千万到三千万。我问为什么明明标价是一千万,却要多花一两千万去买?我想是因为如果不把这一两千万多花出去,就不可能以账面价格一千万把一个亿的企业拿到手。那么问题是钱花到哪去了,我没有搞过调查研究不敢乱说,可是我相信财富在特定阶段终究是固定的不会平白无故的没有了。之所以企业价值一个亿能卖一千万是因为有人愿意卖。哪些人愿意卖?代表国家管理这些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不同政府部门、党的部门。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得上,权力没有装到制度的笼子里面去,什么该做什么可做的边界是不清晰的。
  经济领域市场化,各种劳动力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所以今天贵州的农民工也可以到北京,甘肃的农民工也可以到北京,北京不会问你是哪的人,你只要到这来干活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解决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方面已经解决得很好。但是劳动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只是干活的工具,劳动力背后是劳动者,劳动者的主体是人,人到这个地方来就有一系列需要要跟上的配套的保障,比如说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这些社会体制还没有跟上。所以现在农民工到北京来建设高楼大厦之后还是要回去,因为这个城市接纳不了他。但是在建设中间能不能让农民工的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事实上很难。由于政治体制安排不到位,北京有户籍制度管理。在过去户籍制度管理主要用于人口管理,可是现在我们发现户籍制度管理背后是一系列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固然让中国13亿老百姓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是理想化的说法,但也应该大体公平正义。可是现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接续不上。贵州到了广东,广东不肯接,甘肃到北京,北京不肯接。这个表面不公平背后掩盖更大的问题,经济体制都允许人口在全国各地到处流动,而且这些人在全国各地都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了,可是为什么不能自己选择地方养老呢?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地方享受社会保障呢?这都是社会体制要相应跟进的。尽管我们承认一线大城市完全放开不现实,但是中小城市把户口放开是可以的。就算农民享受不了大城市的现代文明,让他们在中小城市享受现代文明也是应该做的工作,而且事实上这样做也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目标和道路。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随着一系列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下去,大家已经习惯的一些词汇可能会慢慢进入历史的记忆中,比如说异地高考、失地农民。农民是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可是后来搞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土地被征走。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不配套,又没有财力物力的支持,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是变不成城里人。据说现在在中等城市把农民变成城里人大概需要20万,政府掏不起这笔钱,所以这些土地被征走的农民就叫失地农民。这次体制改革里边特别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但由于制度跟环境保护机制体制不相适应,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也不配套。我有一个朋友在一个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当市长,后来他到北京找项目。当时我跟他讲你那地方多好,山清水绿,你就守着山清水绿,给后代留一个美好的环境多好,适当搞一点保护性的开发不就可以了吗?他说不行啊,我虽然不是坏良心的干部,但也不是缺心眼的干部。他说我们不能完全不搞发展,如果不发展,不仅政府没钱花,老百姓没钱花,年终考核都过不了关,GDP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存在,北京前些年由于风沙闹得厉害,就去找源头治理,最后确定北京的风沙来自于内蒙。内蒙为什么有风沙呢?本来内蒙大草原上青草绿,结果内蒙老百姓养山羊,山羊不仅把草吃了,把草根也吃了,所以养山羊导致草原沙漠化。为了北京的蓝天白云,告诉内蒙老百姓不能再养山羊,这个在过去好像还显得天经地义,全国各地都要保北京。但是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观念不能被接受,北京风沙充其量导致没有蓝天白云,而内蒙老百姓养山羊是养家糊口。后来想到了解决办法,内蒙养山羊挣的那些钱由北京来补偿,我拿钱来买蓝天白云,你来负责保护好草地,养护蓝天白云,这样可以各自分工,不就皆大欢喜了。但是这样的环境资源交易机制没有建立之前,北京市不愿意给这笔钱,也不敢给这笔钱。通过这样一套生态体制机制的建设,把生态资源按照市场资源价格定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全面改革体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还包括党的制度建设的,这六大方面要协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但是推进全面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过去改革的时候,一个部门一个、一个领域的改,只要把自己那点事情干好就可以,但现在全面改革,方方面面利益要协调、规章规矩要制定,没有权威部门统筹考虑问题是进展不下去的。之前提到为什么很多部门搞改革举措相互抵消,就是因为部门和部门之间不通气,但是现在有了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改革才纳入到整体规划。这就是改革的重点,第一是权利,第二是改革要深化。中国这些年来有很多改革,好改的都改了,碰到不好改的绕过去。结果绕来绕去深水区、雷区太多了,再绕绕不过去,怎么办?我们要深化改革,深化什么?就是要把制约改革的一些重大体制机制性障碍问题找到。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形成一种既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框架,这种格局大家都已经适应,在这个格局里面的人就不想改。这个格局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同志一谈到中国改革面临制约和障碍的时候往往说一句话:主要是中国社会既得利益群体太多了,这些人都在阻碍中国的改革。说完这话之后往往要给加一句,当然我肯定不是其中之一。大家都在喊中国有既得利益群体,但自己不是,那么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在哪里?中国社会确实存在既得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干部。很多人肯定会不赞同我这种说法,尤其基层干部很累、很辛苦,经常加班加点,而且挣那点微薄的收入,都不好意思回家上交。党员干部挣的钱是不多,是能所见的,可是党员干部所拥有的、所消费的、所支配的和所享受的跟收入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经济学上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一个人他的支出要远远小于他的收入,没挣那么多钱怎么能把那些钱花出去。机关里边确实是加班加点,但是加班加点之后一般情况下会有工作餐,开会一般都会有会议餐。但是那些民营企业打工仔打工妹,加班加点之后能不能拿到加班工资还两说,谁给过工作餐。现在社会上老百姓对政府三公消费意见很大,说是有天文数字。事实上真没有那么多,但是百姓认为再少三公消费也是党员干部消费,不是群众消费的。
  深化改革就要在触动不应该获得的利益,触动不科学不公平正义的利益方面下功夫。有很多同志说这次三中全会好像没说什么新东西,而且是历届全会文件里边文采最差的一个报告。我想说没有文采就是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因为真正的改革,尤其是越来越深化的改革、越来越深度的改革,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实实在在抓住要害抓住关键。以政治领域改革为例,这些年来政治领域改革压力比较大,我们习惯了干什么事情都要跟权力看齐,想方设法跟权力挂钩。企业都已市场经济了,但是企业老总还得享受副部级待遇。大学是正厅级的大学,甚至部分大学为了以示重视,还是副部级大学。在这样背景下,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很多大学里边的教授琢磨的不是把课上好,而是琢磨如何当处长,这样就有了行政权力。这次全会提出大学、医院、事业单位、科研院取消行政级别。另外,中国这些年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背景下出台了院士制度,这个制度本来很好,后来却变味了。我们的院士现在竟然成为比当官还要好的制度,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为什么花两千万来买个院士?当共产党的干部,当到副部级干部60岁退休,当到正部,65岁也退了,然而当了院士可以终身不退。现在有好多院士70、80岁了还被各个地方请过来请过去。这种现象会导致什么?院士背后是什么?是特权观念的标准。所以这次中央下决心要研究院士的退休制度,为的就是打掉特权。不仅共产党有八项规定,包括院士、学者也要按照公平的社会规则来解决问题。将来纪检监察部门的书记要由中纪检委来直接管理和任命。这些年来在反腐败方面,有很多干部感觉到其实心里面并不太害怕。因为他们认为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就算我犯错误了,纪委书记跟我在一块,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意思意思,过去就过去了。所以经常发现好多该查的问题查不了。怎么办?这次改革,纪检监察的权力独立出来,对于党员干部依法行使权力方面更具有压力。这次全会还提出以后新提任领导干部要采取公开基本信息和情况。这个环节没有明确说公开家庭财产,但事实上公开信息里边家庭财产不可避免要公布。为什么新提拔的干部要公示,过去提拔的干部就不公示了吗?中国共产党干部体制是干部五年之内,一旦提拔就得公布。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制度真正实行下去,五年之内,领导干部的财产自然被公布。这次深化改革好像没有惊天动地大制度大安排,但是所有这一切背后要解决的是一个如何让中国社会的制度改革更有针对性。这个针对性更加抓住关键,而不是去说官话,改革就是在这种水滴石穿中间逐步显现。所以深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要想把全面深化真正做到位,就必须在创新上做文章。
  全面深化改革,有些同志说把过去的做法全部给否定了,就叫改革。或者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这叫改革。这些都叫改革,但都不是真正的改革。必须是把过去做过的否定之后再拿出新的办法,把外国的东西搬过来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中间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创新的问题,没有创新是解决不了难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20年,依然存在要创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既然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加社会主义?当时江泽民主席就说了,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画龙点睛,不是画蛇添足。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既把资本主义市场好东西搬过来,又通过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好的东西剔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来不回避政治权力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次全会指出要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总书记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说了一句话: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绝不是全部作用。这句话很值得推敲,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假,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怎么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起到应尽的职责,既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把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好,这个度如何把握,没有创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过去中国社会改革通过采取特区的办法。在改革初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做法没有可持续性。所以这次上海搞自贸区的时候,中央再三强调上海自贸区不能要特殊政策,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什么是特殊政策,什么是制度创新?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研究。不拿出一套新东西,全面深化改革是搞不下去的,所以改革的重点在全面深化上做文章,最后还要在创新上做文章。
  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实践要求
  最后一点,改革的实践要求。三中全会为中国社会改革描绘了一个很好的蓝图,把路线和时间表都列出来了,如何真正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正让三中全会的《决定》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第一,要夯实改革的基础。改革不能喊豪言壮语,那是空谈,要让改革真正行动起来,必须具备社会基础。列宁同志当年说过一句话,当一个社会不仅仅是下边老百姓认为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产生革命,应该是下边老百姓过不下去,上边人也过不下去的时候才会产生革命。一个社会要改革,不仅顶层要改革,各个层面都感觉到不行,这个改革才有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改革的基础首先是人民群众。 现在很多地方会越来越不敢暴力拆迁和征地,因为老百姓为了维护权益不惜拿自己生命抗争,这时候谁还敢再延续过去暴力拆迁。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宝马汽车看成是一个财富罪恶现象的时候,你说那样一种财富积累谁还敢维持下去?所以中国社会不要怕危机,不要怕社会动荡,改革固然要维持社会稳定,但是社会危机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存在,也就为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次三中全会总书记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其实中国社会这几年来改革都是靠问题逼出来的,问题逼迫我们往前走,在问题中间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使我们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给废止了;2009年一场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上了快车道。危机有时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改革的最佳时期,我们如何在中国社会中间找到这样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压力来推动中国改革,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二,要为改革支付成本、承担代价。大家都知道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成本和代价,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付出了370万的优秀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370万优秀共产党人倒在胜利的黎明之前。这些年共产党的干部以改革自居,改革成功了可以升官,甚至还可以先富起来。当改革带来只是收益的时候,改革的代价谁在支付?改革的成本和代价不会凭空消失,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一听改革,大家就不敢闹,甚至是有点害怕?我们得不得承认,这些年来确实有很多的改革举措让广大普通群众害怕,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长期下去,改革能有动力吗?改革能赢得百姓的拥戴吗?共产党既然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人们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那么在改革方面为什么不能做出应当的贡献来,为中国社会改革支付成本,承受代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必将赢得一场新的高潮,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只有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才会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革,让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实惠。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关于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个人心得,因为是个人的心得和体会会,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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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情是人治。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要深刻理解这种国情,必须知道这里谁说了算。要在中国生存好,首先要了解国情。谁能决定你生活的好坏呢?在学校是老师,在单位是科长、局长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领导。这些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生存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智慧,没有这两样,你很难在这样的社会里立足。你心里必须清楚,不要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政治性的言论,这是我的第一告诫。这个国家是既得利益阶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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